□李伟明
“数椽败屋湘宫寺，虞愿忠规正凛然。十级浮屠那复有，虚抛帖妇卖儿钱。”宋朝诗人曾极的这首《湘宫寺》，说到了南北朝时刘宋时期的一段故事。在这个故事里，那个叫虞愿的人，表现出来的凛然之气的确让人敬仰。
南北朝刘宋时期，佛教盛行，在上层很有市场。宋明帝泰始七年（公元471年），宋明帝做了一件自己引以为豪的“盛事”：将原来的府邸改造成庙院，称湘宫寺，无论是建筑还是装潢，都是当时的领先水平，其壮观华丽自是不在话下。宋明帝还准备建一座十层的佛塔，但未能成功，于是修成两座各五层的。
新安太守巢尚之解除职务后，回京朝见。宋明帝问巢尚之：“你去过湘宫寺没有？那可是大功德，花费了不少钱才建成的啊！”君臣正要炫耀的炫耀，吹捧的吹捧，侍立在一旁的通直散骑侍郎虞愿却冒出一句“大煞风景”的话来：“那是用老百姓卖妻、卖子的钱建起来的，佛陀如果有灵，当会慈悲为怀，哭泣哀叹。造这个寺院犯下的罪恶高过佛塔，有什么功德！”
虞愿一番话，在座诸位听了无不变色！宋明帝更是老羞成怒，当场命人把虞愿驱逐出殿。虞愿却不慌不忙，慢吞吞地离去，脸上毫无惧色。（见《资治通鉴》第一百三十三卷）
虞愿为何胆敢如此犯上？难道他面对的是唐太宗这样的脾气较好的上司？我们还是先了解一下宋明帝的为人吧。
宋明帝刘彧（公元439-472年），字休炳，宋文帝刘义隆第十一子，公元466年至472年在位。刘彧还是亲王的时候（初封淮阳王，后来改封湘东王），性情倒是宽厚平和，而且好读诗书，颇有儒雅风度。宋前废帝刘子业（刘彧的侄儿）是个施虐狂，刘彧因为长得肥胖，受尽虐待。前废帝称刘彧为“猪王”，让他在烂泥坑里爬行、吃饭，有一次还要把他抬到厨房去宰杀，好在建安王刘休仁劝阻说留到皇上过生日时再杀岂不更好？刘彧才捡回一条命。景和元年十二月，刘彧杀刘子业，自立为帝，改年号泰始。起初，刘彧倒也懂得任贤用能，然而，到了晚年就完全变样了，国家搞得一塌糊涂，国库耗空了，百官连工资都发不出，他却更加奢侈无度；更糟糕的是刘彧心理变态，变得猜疑、嫉妒、残忍、暴虐，将刘子业的兄弟全部处死（其中年龄最小的才四岁），自己的亲兄弟也基本杀光（连救过他的刘休仁也没放过，只有桂阳王刘休范因为无才无德，不为刘彧所忌患，反而得以保全性命）——那可是几十个亲人的性命啊。刘彧的晚年正是“最后的疯狂”，没过几年，刘宋王朝便灭亡了。
且看，虞愿顶撞的是这么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领导（而且刘彧当时正处于“疯狂期”），这份胆量，不服不行啊！真是见过不识相的，少见过这么“不识相”的。
虞愿的“不识相”，并不是偶然行为。《南齐书·虞愿传》还记载，刘彧喜欢下围棋，但棋艺极臭，当然，臣属们还是吹捧他为第三品。他曾经和第一品的大高手王抗下棋，王抗不敢赢他，说：“皇上下的飞棋，我无法抵挡。”刘彧以为果然如此，得意洋洋。虞愿却泼冷水说：“尧曾经用围棋教育他的不肖之子丹朱，这不是人主应该爱好的东西。”
再黑暗的环境，也会间或有那么一两个“不识相”的人迸发出几朵火花（哪怕是微弱的），这就是人类的一大可爱之处。明朝中叶的赣南于都人袁庆祥也是这么一个不怕死的“角”。明成化四年（公元1468年），袁庆祥在太学读书时，对成化帝朱见深“崇异教，任宦官，用财无度”的做法非常不满，于是不顾同僚好友的劝阻，上书朝廷要求“省国费、严选举、修武备、孝公道、起民望”，结果，朱见深勃然大怒，对袁庆祥罚打八十大棒，直打得他差点咽气。有意思的是，十年后，袁庆祥到直隶潜山县（今安徽省潜山县）任知县，当地人听说他就是那个“打不死的袁秀才”，都敬畏有加，不敢犯事。
像虞愿、袁庆祥这样处事的人，在同仁们的眼中无疑是个“异类”（用赣州话来说，是个不识时务的“癫佬”）。但“存在就是合理”，这个社会（无论是哪个时代）又需要这样的人——换句话说，他们的存在，是社稷之福：也许就是那微微一闪的亮光，让人在漫漫黑夜中看到了一丝希望。毕竟，渴望光明是多数人的心愿，尽管在那种时候很多人并不敢表达这一基本的心愿。
工作环境（古时的官场，今日的职场）不理想，怎么办？古人的选择无非这么几种：要么委曲求全，在官场纯粹是为了混口饭吃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尽量保持沉默不说话；要么见机行事，见风使舵，凡事灵活处理，能说话时说上几句（基本上是人云亦云，看上级的心情、脸色行事），时机不对则明哲保身，不说为妙；要么像陶渊明那样，“悟已往之不可谏，知来者之可追。实迷途其未远，觉今是而昨非”，逃避现实，回归自然——当然，这在今天来说是不可能的，现在都已经是“地球村”了，就算“桃花源”也与地球村通上了互联网，所以你在职场不如意也得好好呆下去，躲是躲不了的。而像虞愿、袁庆祥那样做“另类”的，少之又少：唯其如此，他们才显得特别可贵。
一潭死水，需要一条不识味的鱼来搅动一下，才可能不发臭。当然，这条鱼为了这个生态环境，可能要作出巨大的牺牲（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）。如果到了这个地步，这不仅是鱼的悲哀，也是水的悲剧。
